本文仅供严肃、严谨和负责的读者参考。如果持有全球风险资产的读者，需要特别认真的评估即将到来的中美贸易谈判。谈判结果很可能是未来行情演变的关键节点。作者感谢刘煜辉和丁未两位先生的讨论，文责自负。 双方团队 美国团队普遍的背景是高学历的成功商人或者专业人士。目前参与谈判的核心成员绝大部分都毕业于美国顶尖大学，同时都有非常丰富的商业、政治或者交易经验。下面简单介绍他们的分工。 努钦，美国财长，曾供职于高盛和索罗斯基金。努钦被认为是相对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他负责提出限制中国投资美国的行业和企业清单。努钦也负责对美国农民的救济预案，如果中美贸易战严重挫伤美国农民的话。努钦毕业于耶鲁。 纳瓦罗，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哈佛博士，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全球宏观分析师。是目前川普团队理念和政策的核心人物。他写过多本与中国相关的著作，也参与拍摄纪录片。他系统的研究过中国崛起的原因和可能的后果，也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了完整的应对策略。特朗普总统正是通过阅读他的著作跟他结识。他是民主党人。 莱特希泽，美国贸易代表，毕业于乔治敦大学，法学博士，著名的世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1500亿中国商品关税清单的负责人。曾参与美日《广场协议》谈判。他同时负责知识产权的谈判。 库德洛，白宫经济顾问，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但未取得学位。曾任贝尔斯登首席经济学家。金融危机后担任CNBC财经评论员。但是他并不是一位典型的华尔街精英。库德洛加入特朗普政府后，最被关注的事情就是提出了“自愿联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 罗斯，耶鲁毕业，美国商 务部长，并购谈判专家。在80年代的钢铁业并购热潮中崭露头角。他负责对中兴、华为和联想的调查工作。美国尚未确认他是否一定出席。 马修（Matthew Pottinger），美国东亚事务主管。在中国生活多年，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曾任职于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马修是目前白宫负责“一带一路”评估的主要官员。 中方目前尚未公开参与谈判的团队成员。我们可以根据一般的常识和对体制的理解，猜测这些人将是参与谈判的主要人物。 刘鹤副总理，这是目前官方正式的对美谈判的主要领导，3月初曾赴美沟通。 王岐山副主席，多年来负责中美国高层对话。 易纲行长，多年来参与中美对话。人民币的汇率机制形成负责人。 钟山部长，贸易政策的直接执行者。 何立峰主任，产业政策的直接执行者。 刘昆部长，财政政策的直接执行者。 肖亚庆主任，国资委主任，国企相关政策的实际执行者。 苗圩部长，工业与信息政策的执行者，中国制造2025的提出者。 韩长斌部长，农业政策的执行者，中美农业之间有大额双边贸易。 另外，可能还有一带一路，亚投行等项目的中方负责人参加。 中方团队成员在国内都有较高知名度，他们大都成长于60、70年代，对中国国情非常了解。特殊的青年时代让他们敢想敢为。 谈判内容和基准假设 第一是关税谈判。关税相对好谈，比如汽车进口关税，中方已经暗示将下降到10%。应该说，关税是最容易达成妥协的项目。如果连关税双方都无法达成共识，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双方在谈判立场上差距过大。 基准假设：关税方面中国会兑现之前的诸多承诺，或者给出明确的可执行的承诺。可能的惊喜是政策更快落地或者幅度大大超过预期。 第二是市场准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美方一直要求中方取消对于外商投资的显性和隐形限制。习 近平主席在博鳌讲话中也谈到了中国计划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市场准入牵涉到非常多的行业，除了已经熟知的汽车行业外，信息技术、软件及互联网服务、生物技术及药品、影视、农业等也是潜在的谈判要点。我们不期待两三天的谈判就会有什么突破。但是我们可以期待双方作出一些示好举动，在某些行业作出一些象征性的安排。 基准假设：可能会在一些相对简单的行业释放利好。比如已经承诺过的金融服务业、汽车、造船等行业。可能会有小惊喜，比如进口更多美国影视作品，海淘的某种放松等。而中方也会承诺进一步打击影视盗版等。 第三、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中国最早提出的“以技术换市场”口号已经不合时宜。美方一直指责中国存在强迫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侵权。但是如果考虑到中美之间复杂广泛的投资和技术关联，对于上述指责的认定会比较复杂，而且每个行业的适用度也有差异。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非常不易。需要一个全面的投资、知识产权、司法的框架协议，甚至超越主权的独立知识产权司法和执法机构。这个问题也涉及到中国对美国的技术企业投资的限制问题。 基准假设：不会有任何突破。如果能达成一些框架协议，那么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果了。 第四、国企的竞争地位谈判。美方一直指责中国在土地价格、贷款利率、市场准入和财政补贴方面给予国企特别优势，导致其竞争地位不平等。关于财政补贴问题，会是谈判的重点。 基准假设：几乎不可能有什么突破。但是有可能在局部领域，例如钢铁行业，中方会宣布进一步压缩钢铁产能，减少对国有钢铁企业的政策支持。 第五、互联网开放。这个本来是市场准入的一部分，但因为事关重大，所以特别提出来。开放互联网是美国认为是缩减贸易逆差的重大手段，而中方则把互联网视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对于中方而言，长期将全球一些主要互联网公司排除在外，也一直存在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所以，与大家一般预期的相反，我认为这个领域反而容易出现一些象征性的变化。 基准假设：几乎不可能有什么实质突破。但是，我们有理由期待一些英文的非社交网站（例如专业的财经网站、媒体等），或者经过中国审查机制之后的搜索引擎（例如满足中国政府要求之后的中文版谷歌），有可能有条件放开。放开的部分越多，超越市场预期的就多。苹果模式也可以借鉴，即服务器全部放置于中国内地同时满足中国政府关于互联网内容的管理规范。但是，美方是否同意这个条件，以及承诺的后续进一步开放进程，都面临巨大不确定性。但这个问题是观察美方态度的一个最好角度。 同时，也不排除中国在诸如海南自贸区，涉外五星级酒店部分开放互联网，这些都是有步骤放开的迹象。对于美国而言，他们也理解贸易谈判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阶段性的成果也会抱着积极接受的态度。而对于中方而言，这种放开并不会影响其对于国家安全的总体判断。 第六、一带一路项目以及对外投资问题。“一带一路”目前被广泛议论的一点就是绝大部分项目都被中方承包商承包，项目缺乏透明性等。我们相信这个部分不会是谈判的重点。不过这可以是美方的筹码，美国可以承诺在某种条件下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基准假设：不太会涉及这个部分，但是如果有一些突破，会给市场带来意外的惊喜。 第七、人民币汇率问题。美国虽然近年不再把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但是依然有可能要求提高汇率形成机制透明度以及减少央行的汇率干预。资本项下的开放也有可能成为美方要求的条件。但客观的讲，中国目前有步骤的开放资本项下项目，美方对此也提不出太多异议。 基准假设：这个问题不是特别重要的谈判内容。但是也不会有实质性进展。 对金融市场影响 我们已经看到，中美谈判涉及到至少七方面的内容，非常复杂庞杂，涉及到一国对外经济的几乎所有重要方面。因此对市场的影响同样也是巨大而复杂的。这里只能给出一个大致的分析框架。 首先最重要的依然我在之前文章中提到的中美风险资产是否脱钩的问题。这是决定资产配置方向的第一步。我考虑了两种基本的交易假设。 第一种假设是全球主要资产不脱钩，完全受中美贸易谈判结果和进度左右。这意味着中国资产与美国资产（包括与两国高度相关的其他国家股票、全球商品、避险资产）同涨同跌。 第二种假设是中美金融资产的表现脱钩，市场表现将逐步摆脱谈判结果影响直至完全消失。这种影响消失后两国资产将按照各自独立的宏观因子确定的方向发展。 从3月初贸易冲突公开以来，全球金融市场在两种假设之间徘徊，说明市场目前还没有将这个宏观因子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彻底消化。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出发点：即市场尚未对中美贸易冲突做出最终的选择。市场会在假设一和假设二两种场景中不断切换，从而给投资者带来相当大的困扰。 第二、虽然谈判结果有可能是非常多样的组合，但我们可以简单的假设如下结果。 A、完全没有成果。虽然市场并未对谈判结果抱有太大期待，但是如果谈判完全没有任何实质性效果还是会极大挫伤市场。 B、有一些已经预期到的象征性成果，也许有极个别超越预期的结果。这是我们的基准假设。这对市场是中性的。利多的一面是沟通会继续，利空的一面是谈判会非常艰难，警报一直长鸣。从短期市场情绪看，市场反应取决于超预期部分具体的内容和程度。 C、明显的超越预期的成果。在我上面列举的七项主要谈判内容中，如果有2~4项均有超预期表现，那么市场会非常兴奋。市场会期待中美之间会达成一个全面而完整的双边贸易和投资协议，会极大刺激市场做多情绪。 第三，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当前的市场状态如何应对这三者谈判结果。我们的基础假设是市场尚未对假设一和假设二做出明确的结论。
